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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山人海的生殖医学中心，扎着低矮发辫、脸上有一点雀斑的兰芳（化名）穿着驼色大衣，坐在一群年轻女子中等待着。

根据她提供的位置和特征描述，我一眼猜到是她，但还是试探着向她发出暗号：“金医生！”

她立刻心领神会，朝我笑笑，起身走来。

暗号的使用，是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金丽教我的，这是她多年与试管家庭打交道养成的习惯。绝对保护隐私，到了像是演谍战片的地步——随访时不穿白大褂、不去家中、不叫姓名，约定地点报暗号，然后进宾馆查看孩子和母亲健康状况。

中国的试管婴儿技术从1988年起步。据卫计委2016年3月的数据，全国目前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共432所，每年完成70万例治疗。在国际上，试管婴儿早已不稀奇。而在国内，不孕症的高发现状至今尚未得到正确认知，不少人依然存在偏见，把不孕症简单归结为女人的问题，甚至对不孕家庭采用的试管婴儿技术产生歧视，认为那是“试管里长大的孩子”。

到今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周年。对于想生却难生的家庭，试管婴儿成为最后的选择。但如影随形的偏见，加重了原有的焦虑。

在2016年11月26日国内第一次以心理干预为主题的试管婴儿学术会议上，北京316医院教授孔燕分享了一组实验数据结果：“试管婴儿过程中，40例患者未经心理干预，妊娠6例，成功率15%；51患者例经过心理干预，妊娠18例，成功率35.3%。”经过心理干预，成功孕育率显著增长。

采访中，即使在没有熟人的餐厅里，一旦提到关于试管婴儿的字眼，兰芳会下意识放低声音。

对她的群体来说，这是隐秘话题；但在宏观层面，不孕人数增加、新生儿出生率下降、生殖健康认识缺失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

【误解】

“大概很多人都以为试管婴儿是在试管里长大的”

45岁的兰芳想生第二个孩子。

她内敛和善，讲话带一点方言，来自广东渔村，家里以养殖海参为业。

这些特征里，唯独年龄是医生们关注的——高龄备孕者在多数医院都“不受欢迎”，因为会拉低医院在辅助生育技术上的成功率。因此，备孕4年，除了一次循着电视广告找去的民营医院说腹腔镜手术就可怀上，检查、治疗花了10万元后无效，她还被6家大大小小的医院拒绝过，并尝试过2次试管婴儿，均以失败告终。2016年来到上海国妇婴，她说这是最后一次尝试。

国妇婴院长、辅助生殖科教授黄荷凤接待了她。据黄荷凤的观察，高龄夫妇在选择做试管婴儿群体中的比例正在上升，已上升至30%-40%。这些人群付出的要比年轻夫妇更多，但成功机率却更低。

在尝试试管婴儿之前，兰芳对这个名词是抵触的。她只想尽一切努力自然怀孕：吃野生的麂子胎盘，抄一切别人说有效的偏方，拜过无数次佛堂……在朋友多次建议下，她去医院听试管婴儿的讲座。

医生开门见山——“大概很多人都以为试管婴儿是在试管里长大的小孩，其实不是。这是一项技术，从妈妈的卵巢内取出几个卵子，在实验室里让它们与爸爸的精子结合，形成胚胎，然后转移胚胎到妈妈的子宫内，使胚胎在妈妈的子宫内着床，妊娠，之后和正常的怀孕过程一样。”

讲座现场，兰芳看到不少人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

她回家和婆婆说“试管婴儿”，婆婆第一反应也是反对，听了兰芳的解释后还是半信半疑。

更加显著。

除了常见的脱发、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等症状外，孟泽在接受化疗治疗过程之中还出现了渗出性心包炎、肝脏功能受损以及肺部感染等问题。

看着年幼的孩子承受这样的折磨，夫妻俩既心急但又无可奈何，他们只能每天默默祈祷希望孩子能够尽快战胜病魔，恢复健康。

如今，孟泽的16个化疗疗程也接近尾声，身体也有了不少好转，全家上下也在为他后续的治疗费用拼尽全力，毕竟孩子是他们唯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