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是官僚阶层中的重要部分，晚清时期，由于政治转型和社会变迁，中下层京官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候补官员冗滥，绝对数量较大，官员入仕途径多样化，这些特征与晚清政治之间存在着直接、深刻、持久的互动关系。

清代京官生活的“清贫”，特别是汉族京官，不仅在时人观念中是普遍的常识，也是几乎所有论者的共识。清代京官的生活与清朝政治体系割离不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京官的平常生活

1、京官设法盼得外放，以求改善生活待遇

翁心存做官比较清廉，治家勤俭，“家中所蓄朝珠，无一值百金以外者”。清代京官禄米，皆“潮粗不堪”，普通小京官领取傣票后，不愿意食用，折价换钱。翁心存因市面米价太高，虽然“黑黯不堪，但仍领取食用。

翁心存的去世，家中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也没有留下太多的积蓄，全家生活显得捉襟见肘。清代京官傣禄自一品到九品至未入流，共分十个等级，一品为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及未入流约31两左右。清代官员除本任工作外，因朝廷政务需求，在一定时期内被派出办理特定差事，他们在派出办差过程中，通常会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办差收入。

翰林官员最容易得到的差事是乡试主考或出任学政。清代科举考试，国家抡才大典，朝廷一直极为重视，雍正皇帝说“联御极以来，屡次开科取士，凡属考官，皆择人品端方，素行谨格者为之。因此成为乡试主考或学政，是京官们一生中重要的人生荣誉。

清初，乡试主考跟学政一般在翰林院、六部及科道官员中选任，自咸同以降，以考官有“衡文之重责”，翰林官员人多差少，考官多由翰林官员中选任。翰林院编修虽为七品京官，若担任乡试主考或学政，则与地方督、抚大员平起平坐，不用行下属跪拜礼。

除了在官场上的风光，同时也有不菲的办差收入，主要有出京任差的路费补贴，学政根据各省远近大概在360-400两不等;差事结束后，地方官员依例要致送主考官员的“程仪”以及以私人名义致送“礼金”，高中者或学生皆要致送恩师“蛰敬”等等。

因此，有幸获得一次差事，所得收入会使一个穷困的翰林一夜暴富，所以为了获得办差的机会，翰林官员则是极力谋求。京官的正式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其日常生活开销。京官们“衣食不赡，竭撅经营，每于国家之掌故，民生之利病，不暇讲求，”经常不安其位，整日为生计奔波，困顿生活中消磨岁月成为其日常生活的常态。

京官们在京苦熬，为的是一朝得以外放，由于清代京、外官员傣禄制度不同，地方官员有相当数额不菲的养廉银，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许多京官设法盼得外放，以求改善生活待遇。

2、京官收入与支出完全脱节

清代京官傣禄微薄，特别是晚清通货膨胀严重，京官收入与支出更是完全脱节。京官的生活主要依赖于家族资助、外官馈赠、办差获得以及职权灰色等其他非正式收入。事实上，仅有极少数官员可以获得家族资助或职权收入，大部分普通京官主要依赖于印结银和馈赠。

而印结费，非但有官缺限制，而且极不稳定，不同省份及按月发放，高低悬殊很大，遇有印结银较少的时候，很多京官的生活雪上加霜，极度困难。因此，外官的馈赠成为他们更为稳定和重要的收入来源。

清代京、外官员傣禄不平衡，尽管清廷对京官傣禄进行了双傣制调整，但相比于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外官养廉银，二者相差甚远。某种意义上讲，馈赠成为平衡京外官收入不均等的分配机制，这种行为虽为变相的贿赂，但在朝廷和接受者双方的观念中，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腐败，在当时这算公开干净的收入，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折射出晚清财政紊乱无章与官员傣禄体系的不平衡与缺漏。

在中国传统官僚社会中，科考做官与其说是读书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理想的舞台，不如说是为了出路和证明自身社会价值的的手段，“科举做官”，被整个社会视作致富与改变地位的最佳途径，这也是士子数十载寒窗苦读所追求的梦寐目标。

二、养廉银制度的实施效果

1、养廉银制度的实施成效

吏治腐败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官员对百姓征收各种苛捐杂税，这对国家的危害最为严重。康熙末期的十年间记录在案的贪污案件计有三十起，而雍正年间在实施养廉银制度后，十年间官员贪墨案件只有四起，而且贪污受贿的数额也远低于康熙末年。

我们虽然不能就此就肯定养廉银制度对防止官员贪墨有根本性的功效，也不能根据此就说雍正年间的吏治因养廉银制度的实施就会有根本性的改变，毕竟史书没有记载也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是养廉银制度实施后，对于康熙末年官场难于遏制的贪腐风气、澄清吏治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2养廉法律面对皇权时永远处于服从

官员养廉数额尤为丰厚，其目的在于“厚禄养廉”，促使官员清廉自守。法律是国家对于一系列社会关系所作出的预先设定，它讲求的是秩序、要求一切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如若没有了秩序，那么法律也就没有了效用。

从实质上讲要保证法律的效力，就必须对权力加以约束。因为从产生的次序来看，权力在先，法律在后。先有权力，后有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但法律是一种规则，它一旦产生便要求一切都要遵循它所设定的轨道，这种轨道即意味着规则，而法律的效用也有赖于这种轨道的约束。

若有事物突破或摆脱这种轨道的约束，那么法律的预设便流于形式，其效力也就无从谈起。法律的实施有赖于权力的保障，权力就有可能会突破法律的约束，因此权力的约束对法律实施意义重大。

法律监督实质上就是对权力的监督，防止权力突破法律预设的轨道，这是法律有效性最基本的条件和前提。在中国的皇权社会中，不存在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只有权力对权力的约束，而最高权力则是不受约束的。法律面对皇权时，永远处于附属和服从的地位。

三、社会转型把持京官生活的左右

1、日渐腐败

自道咸以后，清王朝吏治日趋腐败溃烂，官场积弊甚深。至光绪后期，整个官场己呈现出整体性、结构性坍塌式腐败;加之制度变革、社会转型，新旧制度出现衔接脱节，旧有的瘤疾和社会转型的各种矛盾缠织在一起，官场腐败更为严重，官员们为求得官缺或上进，官场上贿赂、请托、钻营、倾轧等手段层出不穷。

御史赵炳麟记述道:“近日朝廷用人，过于骤升，自微员而逮险大僚，由杂吏而忽等卿贰，一疆臣保，疏遨者遂参疏密，一新部开，下流者亦列冠裳。倪臣下皆怀躁进之心，斯仕途弥盛黄缘之习，受官王室，奔走私门，风俗所以日益嚣凌，人心所以日趋险诈。

而伴随着官场的腐化和社会风尚多元庞杂，晚清京官的生活方式由休闲高雅逐渐转变为骄奢淫逸腐化。

2、传统保守的京城开始追求奢华享乐的生活方式

庚子之后，西方重享受、鼓励消费的风潮日渐盛行，传统保守的京城开始追求奢华享乐的生活方式，时人评论说“数年来都门所见隶卒倡优之徒，服饰艳丽;负贩市侩之伍，舆马赫奕;庶人之妻，珠玉炫耀，虽经禁约，全部遵守”。

新的享乐风气和官场固有的腐化之习互相缠织，加之政府大幅提高薪傣，造就了京官奢靡腐化的生活方式，豪奢的酒食征逐之风以及赌博、娟妓、吸食鸦片成为清末京官生活的瘤疾，这些生活方式相因相成，互为影响，愈演愈烈，奢靡之风加速了官场的腐败，而官员的腐化又孕育了奢靡的温床，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成为晚清京官群体腐化的渊蔽。

结语：

清代建立了一套成熟完善的官僚人事制度。清初、中期，官僚体系运行有序，京官的主体来源为科甲和笔帖式正途出身，官员入仕后循阶而上，内升外转，晋升路径较为顺畅。自咸、同以降，由于捐纳泛滥、军功、洋务等各式保奖层出不穷，加之科举取士数量增多，导致京官队伍空前膨胀，候补人员冗滥，至清灭亡终未能解决。

参考文献：

《清朝典制》

《明清进士录》